法护大江 绿意无限（法治头条）
——检察机关护航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纪实
瞿塘峡一带景色。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湖北宜都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查看白溪河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情况。
闫 昭摄
湖南岳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与当地渔政部门工作人员在东洞庭湖开展巡湖工作。
闫 昭摄
长江，自唐古拉山的冰川发端，一路向东奔流6300多公里，滋养着沿岸11个省区市的锦绣山河，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曾几何时，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承载了过重的发展负荷——过度捕捞让“江豚吹浪立，沙鸟得鱼闲”的景象渐少，无序开发令“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壮阔减色。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绘就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宏伟蓝图。
过去10年来，检察机关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立足“四大检察”综合一体履职，既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又推动生态环境系统修复和源头治理，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要求转化为有力司法举措，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司法理念之变
从“末端惩处”到“源头守护”
清晨的东洞庭湖，雾气氤氲。一阵“噗通”声打破宁静，灰黑色的背脊划出流畅弧线，数只江豚跃出水面，溅起的水花在朝阳照射下闪烁金光。
湖南岳阳市岳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闵孚君在洞庭湖边长大。他说：“小时候，常能看到江豚跃出水面。可到了2010年左右，这种景象几乎绝迹了。如今，江豚又多了起来！”
长江，一度面临过度捕捞之患，其后果触目惊心：到2019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仅存约1000头，中华鲟、胭脂鱼等珍稀物种濒临消失。
转机始于最严格的法治保护。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十年禁渔”。
重庆市南岸区哑巴洞，2021年2月的一个清晨，公安机关在一艘看似普通的清漂船内查获了12尾野生鲟鱼，其中9尾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鲟。案件移送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长江生态检察官杨竞敏锐地察觉到，这背后隐藏着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十年禁渔’刚刚开始，就有人顶风作案，而且涉及的是极度濒危的长江鲟！”杨竞的愤怒中透着沉重：刑事打击虽然能惩罚犯罪分子，但受损的生态环境却难以恢复。
杨竞和同事们在审查提起刑事公诉、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探索对8名涉案人员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提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最终，法院判决8人共同承担生态环境损害和惩罚性赔偿金共计140万元，专项用于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
“吃了的鱼不会再活过来，但法律不仅要让破坏者付出应有代价，还要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更要防范类似行为再度发生。”杨竞的这番话，道出了新时代生态司法理念的转变——从传统的“案结事了”向“生态长治”深化拓展；从损害发生后的惩罚和补救，转向风险萌发前的防范干预。
这样的理念变革，正在长江全流域发生。
在岳阳县，检察机关办理的谭某等人非法捕捞案中，不仅追究了10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344.8万元。这笔巨额赔偿金被用于购买446万尾鱼苗投放东洞庭湖，实现了“谁破坏、谁修复”的司法正义。
在安徽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高红霞通过无人机巡查发现，长江铜陵段5个江心洲上存在大规模农业种植，而这些区域正是淡水豚的核心保护区。高红霞立即启动公益诉讼程序，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推动建立围栏、拆除构筑物、种植防护林，从源头上守护好江豚赖以生存的家园。
治理体系之变
化“分头治水”为“合力护江”
长江治理一度面临“九龙治水而水不治”的困境——水利部门管河道，交通运输部门管航运，生态环境部门管污染……看似都在管，实则“各管一摊”，形成监管碎片化、责任模糊化的治理难题。
对此，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行政公益诉讼督促协同作用，创新运用审前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推动多部门协同履职的同时，主动担当“协调员”与“监督员”，推动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协同治理机制，将“九龙之力”拧成一股绳，化“分头治水”为“合力护江”。
湖北宜昌市，三峡大坝所在地，每年约有5万班次船舶在此待闸、作业，50万人次船员往来穿梭。船舶污染治理一度成为难题。时任宜昌市葛洲坝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红还记得，在一次深夜巡查中，她亲眼看见船家将生活垃圾和污水直排江中，“清澈的江水瞬间变成了黑棕色”。
“抓住一两个排污人容易，但要根治污染，必须解决船舶垃圾接收转运的系统性问题。”张红敏锐地意识到。经过深入调研，她发现问题症结在于：长江宜昌段缺乏免费的污染物接收设施，船舶等待过闸时间长，垃圾无处可去。
2019年10月，宜昌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通过磋商形式，推动建立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体系。然而，这项工程涉及沿江10个县市区以及海事、交通、住建、环保等30多个部门，协调难度不小。
“钱谁出”“系统谁来运营”“谁负责监督管理”……面对一个个具体问题，张红和同事们没有退缩。经过数月的沟通协调，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宜昌市先后投入7.2亿元，建成了5个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码头和48艘移动接收船。2020年底，投资1亿多元的三峡秭归环保专用码头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船舶污染物从槽罐车转运到直接与市政污水管网对接的升级。
船舶污染治理只是长江生态系统治理的一个侧面。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共建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会同自然资源部推动省级层面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与行政检察衔接机制全覆盖；
检察机关创新搭建“益心为公”志愿者检察云平台，让数万名志愿者成为移动的“生态监督员”；
…………
10年来，长江流域各地检察机关持续深化“专业化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模式，通过法律监督职能聚合多方力量，以法治之力牢牢践行“共抓大保护”的战略理念。
地域协同之变
从“分段而治”到“流域一体”
长江流域面积约为180万平方公里。过去，由于行政区划分割，“上游污染、下游遭殃”“左岸治理、右岸旁观”的现象时有发生。检察机关通过创新机制，推动形成“上下游联动、左右岸协同、干支流统筹”的全流域治理新格局。
2022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直接立案办理长江船舶污染治理公益诉讼专案。这是最高检首次直接办理跨省级行政区划的公益诉讼案件，开创了“最高检负责主案、长江经济带11省市检察机关同步办理关联案件”的“1+N”办案新模式。
这不是普通的一次办案，更是发出一个强烈信号：长江生态保护决不能“上下游不同步、左右岸不同行”，必须全流域一盘棋。
从上海外高桥码头到重庆市涪陵区黄旗港，最高检专案组行程3000公里，深入码头、企业、船舶一线的沿江调研，发现船舶污染物处置不规范、收费标准不统一、“船E行”系统未互联互通等深层次问题。
四级531家检察院同步开展“大兵团作战”，通过走访、调查、取证、磋商等方式，同行政机关一起共商共解长江船舶污染治理问题的解决路径，历时两年的攻坚，共摸排线索652条、立案602件，督促11省市地方行政机关在长江流域3500条通航干支流所有码头基本实现船舶污染统一收集处置，构建起“船—港—城、接收—转运—处置”全流程监管体系。
不止于上下一体的纵向联动机制，横向协作网络同样越织越密。
长江上游川渝交界处，重庆市荣昌区与四川省泸县两地检察机关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建立联合巡河、线索移送、协同取证等七大机制，共同治理濑溪河，推动水质从Ⅴ类提升至Ⅲ类；
长江中游“两省三地”（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市、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检察机关建立长江（监利—君山—云溪段）流域综合治理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在信息共享、办案协作、联防联治等方面，为保护长江生态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长三角地区，沪苏浙皖四省市检察机关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机制，在上海设立“长三角区域检察协作办公室”作为常设办事机构，统筹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检察协作相关事项；
…………
从跨部门磋商到跨区域联动，从单一水域到关联流域，从个案协作到制度共建，一张纵横交织、协同发力的法治保护网在长江流域全面铺就，助力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实现从“分段而治”到“流域一体”的历史性变革。
发展模式之变
从“生态赤字”到“绿色财富”
昔日的长江之痛，是“以GDP论英雄”、只关心“含金量”带来的“生态赤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搞大开发’是不要乱开发、低水平开发、粗放开发、破坏性开发，而是走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
在护航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履职实践中，检察机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仅注重生态保护，更注重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让生态“含绿量”成为发展“含金量”。
湖北秭归县，脐橙种植历史超过2000年，脐橙产业一直是当地的支柱性产业。
“农户只想到了省时省钱，却没想到洗果水污染有多严重。”2019年11月，秭归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兵在调查中发现，部分柑橘洗果包装企业将未经处理的生产污水直接排入长江及其支流。
“秭归脐橙得益于这片水，也必须保护好这片水，柑橘产业绿色发展才是长久之计。”张兵认为，污染暴露出当地柑橘企业环保设施不达标的问题。在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办案推动下，最终10家企业增设废水收集处理设备，11个乡镇污水处理厂系统完成改造工作。
检察官的工作没有止步于此。他们意识到，简单的关停整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在检察官的建议下，秭归县屈姑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伦放弃传统的粗放式经营模式，与科研单位合作，开发出一批科技含量高的终端产品。
在秭归脐橙文旅小镇，一条2.5万吨的洗果生产线上线。冷链仓储、电商运营、大数据服务……这几年，只见一个个脐橙产业园拔地而起，生产、包装正在朝着科技化、规范化的方向快速发展。“脐橙这颗果可真是变成‘黄金果’，我们的产品现在都出口海外！”李正伦满脸自豪地说。
“你们要注意品牌地理标志保护，生产销售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可以及时向我们提出。”每隔一段时间，张兵就会走访柑橘加工企业，帮助他们用法律手段保护“秭归脐橙”品牌，防范经营过程中的法律风险。“只有让老百姓从绿色产业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真正理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深刻意义。”张兵说。
秭归脐橙产业的绿色转型，是检察机关以法治力量推动发展模式深刻变革的生动实践。这条绿色转型之路，正沿着万里江岸不断延伸，深刻改变着沿江地区的发展逻辑。
重庆广阳岛，昔日大开发的推土机声已然远去，取而代之的是生态修复的蓬勃生机。岛上的生态检察官运用无人机和远程指挥平台进行常态化巡查，守护着从“开发岛”到“生态岛”的蜕变成果。
安徽铜陵市的滨江岸线，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联席会议机制，推动住建、环保等部门开展岸线整治，实现“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的华丽转身——曾经机器轰鸣的货运码头，如今变身成为市民提供精神食粮的滨江图书馆和生态公园。
长江，正在法治守护下，以更加清澈、更加绿色、更加美丽的姿态，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奔流，向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明天奔流！
——检察机关护航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纪实
法护大江 绿意无限（法治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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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袍法官”守望司法公正（金台锐评）
社会公众的认知、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在司法中如何体现？不久前，全国人民陪审员工作会议召开，给出答案：重庆姐弟坠亡案、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孕妇泰国坠崖案……在一系列备受瞩目的重大案件审理过程中，都有来自基层一线的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将大众视角、朴素情理带入庄严法庭，让基于公序良俗的价值判断，有力支撑法院作出体现社会共识的司法裁判。
人民陪审员被誉为“无袍法官”，在一批大要案中发挥“民心秤”作用。从客观效果看，人民陪审员参审的案件，裁判社会接受度、当事人服判息诉率更高。当下，人民群众对严格公正司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定分不易、止争尤难，如何让司法裁判和群众评价间无“温差”、无“色差”？答案之一，就在于进一步发挥好人民陪审员促进定分止争、促进公正司法的作用。
先看群众视角优势。法治的根基在人民，感受公平正义、评价司法公正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陪审员来源广泛，了解社情民意，基于常识常情常理形成的社会认知和法官专业判断恰好形成优势互补，有利于提高事实认定的精准度、认可度，有助于法官准确把握法律适用尺度，助力实现司法裁判法理情相融、更加公平公正。目前，全国人民陪审员队伍达到34万人，基层干部、农民、社区工作者及无固定职业人员占比超过50%，彰显了司法民主的广泛性、代表性。在涉及群体利益、公共利益，人民群众广泛关注，以及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中，不断拓展人民陪审员的参审广度和深度，以大众经验提升法律温度，既解法结更解心结，有利于提升社会认可度。
还有专业智慧。随着社会发展，知识产权、金融商事、海事海商、涉外涉网、环境资源等新类型纠纷不断涌现，在专业性更强的案件中选好用好有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可以让矛盾纠纷化解更加高效恰当。一起医疗责任损害纠纷妥善处理就是例证。一名患者先后在两家医院就诊，第一家医院在用药时出现错误，之后患者在另一家医院寻求治疗，但因不符合手术条件被允许出院，三天后发生药物不良反应去世，责任到底如何分担？人民陪审员从医疗机构应有审慎诊疗义务角度，建议第二家医院也应承担次要责任的意见得到合议庭采纳后，当事人均息诉服判，取得了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再看桥梁纽带作用。人民陪审员是一支强大的法治力量。在参审中，不仅自己成为“法律通”，还能在日常生活中传播法治精神。以备受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为例，娄江霞等4名人民陪审员在案件宣判后，积极走进社区、学校以案说法、以案释法，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理性解决纠纷。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提高司法裁判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人民陪审员制度一头连着社情民意，一头连着司法公正，把握好人民陪审员的优势，就能以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开、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更好实现社会共识与司法的双向奔赴。
“无袍法官”守望司法公正（金台锐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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